历史真实：烽火中的忠义底色 ——襄阳侠义文化溯源之一

襄阳古城临汉门 全媒体首席记者杨东 摄

□全媒体记者萧雨林

当金庸先生在《射雕英雄传》等小说中以宋蒙（元）襄阳之战为背景，将郭靖、黄蓉与襄阳城“深度绑定”，襄阳便从此成为了华人心中的“侠义之城”。如今，“侠义襄阳”无疑是襄阳最具辨识度和最具吸引力的文化符号之一，圆“武侠梦”、觅“英雄魂”，成为了很多游客选择来襄阳的重要理由。

襄阳侠义文化的再度“出圈”，并不仅仅是依托于金庸武侠小说的“造梦”之举。事实上，侠义二字早已深植于城市肌理，成为襄阳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文化血脉。古城墙上，汉江两岸，岘山之中，无不凝结着一代又一代英雄侠士的铁血忠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宋元襄阳之战中的张顺、张贵兄弟，他们也被认为是金庸小说中郭靖、黄蓉守襄阳故事的原型。

“真实的襄阳保卫战，远比金庸小说中的故事更加悲壮惨烈。”对于宋蒙（元）襄阳之战，襄阳古城管委会文史专家方莉如是说。

临危受命 义薄云天

方莉告诉记者，金庸先生在小说中所写的宋蒙（元）襄阳大战，是一场决定朝代更迭的关键战役，也是一场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前后历经38年，围城6年。宋蒙（元)双方为了争夺襄阳，几乎集中了当时最精锐的军队及最先进的武器，双方死伤人数超过40万人。

宋咸淳四年（1268年），蒙军在取得了鹿门一带的控制权后，相继筑鹿门堡，修白河城。两年后，蒙军在襄阳城外建成了“起万山，包百丈山”的“一字长围”，完成了对襄阳的包围。为了打下襄阳这个军事重地，忽必烈命令降将刘整训练7万水军，补上了蒙军水战的短板。几年来，蒙军在山上筑堡，在汉江里埋桩，将襄阳城的外援之路完全断绝，城中十万军民从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更令人恐慌的是，城中物资也日渐短缺，尤其是万山堡的筑成，阻断了城内的“薪采”之路。对此，守将吕文焕无可奈何，每次巡城之时都望南恸哭，城中士气十分低落。

南宋朝廷不是不知道襄阳的重要性，也陆续组织了多达十几次的救援行动，派出京湖、江淮多路援军，甚至试图反攻，结果均以失败告终。

公元1271年，忽必烈称帝，改国号为“大元”，元朝建立。公元1272年，襄阳城已经被围5年。万般无奈之下，京湖制置使李庭芝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从民间招募“义军敢死队”。

襄阳的局势如此凶险，连正规军都做不到的事情，民间义军能做到吗？但出乎意料的是，李庭芝很快就招募到了三千名义士。这些义士共同推举出两位将领，他们一位叫张顺，外号“矮张”；一位叫张贵，外号“竹园张”。

从其绰号可以看出，二张皆其貌不扬，但武艺超群，尤其是水性非常好，据说能在水底潜伏几天几夜。就这样，二张被临时委任为都统制，承担起救援襄阳的重任。

孤军救援 慷慨赴难

区区三千人临时组建的队伍，却要突破对方十几万人的包围圈，这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因此，在出发前誓师时，他们慷慨激昂地说：“此行有死而已！”

张顺、张贵吸取了之前救援失败的教训，弃用大船，全部改用灵活机动的小船。三百艘小船，每三艘为一组，中间船上都配备了足够的弓弩、火炮、刀斧等；而两边的小船，将船底凿空，以作他用。

经过慎重踏勘，这支“义军敢死队”选定了位于襄阳汉江上游的一个叫青泥湾（今樊城区太平店镇）的地方。

是年五月二十二日，汉江汛期到来，汉水暴涨，二张借着水势率军深夜出发。张贵开路，张顺殿后，顺流直下，在高头港整编队伍后，秘密向襄阳城进发。在接近襄阳城的江面上，援军如尖刀般插入被蒙古军密密封锁的江面，沿路用巨斧砍断元军布置的铁索、木桩，一路突飞猛进，打得元军措手不及。凶悍的元军冲上小舟厮杀，但义军早有准备——每一艘船两边绑着两条船底被凿空的船，诱使元军跳船作战，结果跳过来的元兵都落入水中。就这样，这支小小的援军队伍转战一百多里，于次日黎明撕开了元军的包围圈，冲到了襄阳城下。

这是城中军民自襄阳被围5年来，第一次等到援军，也是5年来宋军对襄阳城唯一一次成功的救援，人们的激动可想而知。援军为城中军民带来了奇缺的布匹、食盐等物资。更令人振奋的是，援军的到来给城中军民带来了希望——原来，元军如铜墙铁壁般的包围圈，并非牢不可破；不可一世的元军，也并非不可战胜。

然而，在进城清点人马后，却单单不见了张顺。几天后，张顺的遗体在襄、樊之间的浮桥间被发现。他身中四枪六箭，却依然“怒气勃勃如生”，如同一尊战神。

张贵进入襄阳城后，吕文焕邀他一起守城。但张贵认为，死守城中并不能最大限度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他派出水性最好的两个士兵，将书信藏于蜡丸之中，潜水数十里到达郢州（今湖北钟祥），终于联系上范文虎的驻军，得到范文虎发兵五千的许诺。双方约定在襄阳城南二十余里的龙尾洲（今襄城区欧庙镇李垴村东南）夹击元军水军。

张贵很快定下进军计划，不料，在行军前清点队伍时发现少了一人，此人还因违反军纪受到鞭打的处分。张贵大惊，心知计划已遭泄露。他迅速调整作战计划，一是即刻进发，力求速战速决；二是不再秘密行军，而是发炮振威、鼓噪而行，以壮声势。

义军队伍乘舟顺江而下，再次冲向元军的包围圈。前次在义军手下吃了大亏的元军纷纷避让，不敢迎战。但义军行至新城堡附近时，遭到一股元军水军的拦截，张贵带军冲破重围，继续南行。元军驻军点燃火把列于汉江两岸，江面被照得犹如白昼，但张贵军队毫无惧色，一路劈浪前行。快到龙尾洲时，在一个叫勾林滩的地方，张贵远远望见龙尾洲附近战船林立、旌旗招展，以为是范文虎的军队，于是举火为号，加速赶了过去。到了近前才知，是元军的水军大队在此以逸待劳。

张贵不知道的是，范文虎的军队前几日确曾应约而来，但他们见附近元军正在集结，吓得急忙退后三十里。义军队孤军奋战，几乎被元军杀伤殆尽。张贵则身中数十枪，力竭被俘。

元军对这位有勇有谋的义军首领非常钦佩，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想要招降他。张贵严词拒绝，最终慷慨就义。

侠骨忠魂 名垂青史

张贵赴难后，为了打击宋军士气，元军派了四个宋军降卒抬着张贵的遗体来到襄阳城下，然后大声向城内呼喊：“认识你们的矮张将军吗？这就是！”城中军民见状，纷纷哀哭不止。至此，轰轰烈烈的二张援襄之战，也以失败告终。

“他们以区区三千人硬抗十万蒙军，以血肉之躯入龙潭虎穴最终英勇就义的故事，是宋蒙（元）襄阳之战期间南宋增援战中最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篇章。”方莉说，张顺与张贵兄弟作为三千义士的代表，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二张的事迹在当时便已传遍朝野。据方莉介绍，宋末元初，远在临安的周密在其《癸辛杂识》《齐东野语》中便详细记载了事件始末，表明该事件已广为人知。元代，南宋遗民又将其事迹编入《昭忠录》，与文天祥、陆秀夫等同列其中。

为了纪念张顺、张贵的义勇事迹，吕文焕除了以隆重的礼节安葬他们之外，还在襄阳城西立“双节庙”。宋以后，双节庙不断增祀其他死于国难的忠义之士，改名为“忠烈祠”。后世，襄阳对二人的纪念也一直未曾断绝。我市青年戏曲家刘冰在所建的兰凤戏曲博物馆中，收藏有一方明代残石，虽仅残存六行文字，但很幸运地留下了“二张公”“吕文焕知襄阳”“都统提孤军”“立双庙”等字眼，留下了珍贵的历史信息。

此外，元人所修的《宋史》中，特地为这两位地位低微的民兵将领立传。元初诗人刘麟瑞，特地为宋末节义之士作五十篇七律，辑为《昭忠遗咏》，其中《援襄都统制张公顺》一首写道：“滔滔一水会襄流，派接均房密运筹。虚舫设机要吊屈，危樯抵壁暂安刘。千兵效死旌麾合，一将捐生介胄浮。独溯长桥犹不暝，为持忠节报凝旒。”其《援襄都统制张公贵》写道：“忠勇堂堂贯斗牛，英雄端不愧兜鍪。鹿门云合张罗网，龙尾波翻化髑髅。双庙有灵开正祀，孤城无援屹中流。由来死节男儿事，却笑明年有客羞。”

此外，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也记载了二张援襄这一历史事件。

“以张顺、张贵为代表的义士，包括襄阳军民在襄阳保卫战中所展现出的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铁血丹心’，让每一位读到这段历史的人都深受震撼，这应该是金庸先生在多部小说中选择以襄阳城为‘坐标’，来构筑他的武侠世界的重要原因。”方莉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