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让人民对改革有更多获得感（议改革 论发展 建真言 献实策）

　　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

　　尽快制定自贸区促进法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一年半以来，随着负面清单管理的实施、59项审批制度的取消以及6大领域、23项开放举措的相继落地，上海自贸区对“开放倒逼改革”做了生动诠释。

　　在立法上，一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提请全国人大批准区内暂停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3部法律，留出更大的空间推进改革；二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9章57条对区内制度改革创新进行了确认和固化。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广东、天津和福建新设自贸区，各地设立自贸区呼声鹊起。上海自贸区实践和经验应当上升至全国性立法来加以固化。

　　为此，建议尽快制定《中国自由贸易区促进法》，为现在的4个自贸区以及未来的自贸区的设立和运行厘定法律框架，科学设定我国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战略目标，促进经济运行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协同，促进宏观改革和微观改革的协同，促进政府改革和市场改革的协同，促进法治建设和对外开放的协同。既避免政出多门，又避免自贸区设立与管理“留白”导致“寻租”，在国家立法的指导下，完善地方立法和配套细则，最终形成法律、法规、规章等协调配合的法律体系。

　　（本报记者 周亚军）

　　农工党宁夏区主委戴秀英委员

　　提高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地价不断上涨，各地普遍存在建设用地取得成本较低、土地低效利用、粗放浪费的现象，原征收标准已不能适合新形势下节约集约用地管理需要。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建设用地利用方式低效粗放，工业园区土地浪费现象严重。部分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惜以牺牲土地资源为代价，过低的土地价格导致投资人力图多拿地、拿好地。

　　单靠行政手段很难从根本上扭转土地利用粗放浪费的局面。建议国家尽快调整提高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国家税务部门与国土部门在全国范围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科学上调税率。通过采取经济调控手段，积极发挥杠杆作用，通过提高用地成本，引导用地单位尽可能少用地，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从而有效防止圈占和浪费土地，实现“以地控税、以税节地”的目标，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本报记者 刘 峰）

　　亿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孙荫环委员

　　推进地方投融资平台转型

　　地方投融资平台是地方政府为筹集地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资金所设立的企业，本质上是经营性企业。但由于长期承担政府投融资职能，其市场主体属性弱化，形成了巨大的财务风险，累积了诸多问题。2014年10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要求地方政府不得再通过平台进行举债，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基本职能发生根本变化。

　　建议将《意见》出台作为地方融资平台改革的重点，加快推进平台回归企业本质属性，提升其作为普通经营性企业的盈利能力，防范债务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平台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支持其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使公司董事会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强化企业审计和完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推进平台企业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营。

　　（本报记者 江 琳）

　　全国政协常委王永庆

　　混合所有制不能一哄而上 混合所有制主要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难度首先在于国有企业体量太大。从去年12月份的数据看，全国的国有企业不包括金融是100万亿元的资产，净资产大概是35万亿，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量怎么去“混”？外资、民营、股份公司真正拿出这么多资金去做，短时间内恐怕做不到。而且，混合所有制以后国有企业到底在国民经济当中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需要顶层设计明确。推进混合所有制就必须解决好国有资产价值评估的问题，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此外，实行混合所有制以后，企业的运营、管理、生产、发展怎么做，目前还没有很好的范例。

　　因此，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要有序推进，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一哄而起，这是要不得的。可以先拿出几个竞争性的行业去做，如果效果确实非常好，能够解决在所有制问题上不能解决的问题，再扩大范围。尤其应该警惕局部地方，一个省一个市，某个行政首长一声令下，把企业变成混合所有制，这个时候就容易出问题。

　　（本报记者 周亚军）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委员

　　开征环境税，取消排污费

　　近年来，我国采取的一系列改善环境、减少化石能源消耗、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仍存在突出问题。单纯依靠传统的行政干预方法已经明显不足以解决现阶段面临的突出问题，而且对市场经济和微观群体的负面影响亦不可忽视，必须出台更合理更全面的政策，包括财税政策等经济杠杆调节手段。

　　目前，我国尚未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现行的环保排污收费政策征收标准偏低、范围过窄，整体环境税收政策缺乏系统性，相关税收优惠也缺少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环保效果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与此有关。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环境税的开征，取代现有针对排污的行政性收费，将其与部门利益脱钩，以及更加规范地使用税收收入，这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不仅会使保护环境的税收调节更加合理、透明和有效，也会对其他领域的相关改革起到示范作用。关于税收资金使用，可以在税法中表述为原则上用以促进环境保护，与之相应可建立健全相关部门的协商机制，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作。

　　（本报记者 黄 娴）

　　湘潭大学副校长刘长庚委员

　　国企改革重在提高竞争力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有序地开展起来。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的国企改革，特别是地方国企改革，不少都在文件中提出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数量和比例指标，有改革目标错位之虞。

　　其实，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条实现各类资本共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但并非是唯一的、必须的途径。在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回答的不是进行了多少混合所有制改革，而是改革是不是提高了国有企业长期竞争能力。唱好混合所有制这出国企国资改革的重头戏，不能“一混了之”，也不会“一混就灵”。各级资本监督管理机构应该转变为真正市场化的资本管控集团，专业化发展，改变以往国资监管部门被动的调控地位，寻求主动的优化资本配置。同时，要从市场经济角度科学分类优化国有企业改革，创新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利配置，构建中国特色的国企治理模式。特别是要理顺各种关系，使国有资本、劳动者和非国有资本都能有效参与到国企治理中，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

　　（本报记者 侯琳良）

　　天津市美术家协会主席王书平委员

　　物业管理引入“第三方”

　　物业收费难是多数物业公司面临的窘境，这既有小区配套设施不完善、物业管理企业服务水平低、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也有部分业主共有财产意识不强的原因。

　　因此，在物业管理工作体制机制上，由有关政府工作部门协调，采用第三方收费和第三方评估的方式，促进物业管理的科学化和市场化，从根本上解决物业管理行业的发展瓶颈问题。如试行设立类似城市商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机构，由城市有关部门专门负责对一个地区物业费的统一归集、管理和划拨工作，城市下属区县负责对本辖区内物业费的缴存、划拨的监督管理。业主直接将物业费交至第三方，物业费由第三方机构进行托管，在物业企业认真履行了物业服务合同的基础上，即业主认可的情况下，再把物业费交付给物业公司。如果业主认为物业企业存在违约行为，可申请第三方鉴定机构鉴定、仲裁，或者通过诉讼解决争议，并依裁定向物业企业拨付物业费。同时，引入第三方物业评估监理机制，对物业项目交接验收、物业费和物业服务质量等进行评估和“公断”，减少物业管理双方的矛盾。

　　（本报记者 王 珏）

　　江苏镇江市市长朱晓明代表

　　深化改革更要勇于担当

　　当前，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在此情形下，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有勇于担当的决心和勇气。

　　镇江金山寺是千年古寺，每年除夕群众入寺祈福迎新已成为一个传统。但是，在今年春节前部署重大活动时，不少同志建议取消这项活动，原因是人多拥挤、怕出事。市委、市政府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考虑，认为这个活动固然有一定风险，但不能因噎废食，做工作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放在第一位，如果简单地用不做事来保安全，那也是对群众的不负责任。经过细化工作方案、排查安全隐患、强化人流管控等多措并举，此次除夕夜入寺祈福迎新人数达到3.8万，创十年来新高，整个活动秩序井然、安全顺畅，赢得群众的普遍好评。

　　我们深切感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干事担当与承担风险并不是一对必然的矛盾。作为领导干部，就是要对发展、对群众、对岗位负责，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该担的责任担好，紧紧依靠群众，遇到问题不回避、遇到困难不躲避、遇到风险不逃避。唯有如此，我们不仅能不怕事，而且能干成事，干出让群众满意和点赞的事。

　　（本报记者 申 琳 顾仲阳）

　　香港李锦记集团董事李惠森委员

　　让家族企业发展可持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大发展，截至2014年已有1200万家民营企业，其中相当部分是家族企业，对国家经济发展和提供就业岗位贡献很大。随着第一代家族企业创业者年龄日益老化，未来5至10年这些企业大多将面临传承换代的关键时期。如何打破“富不过三代”的谶语，让企业可持续发展，需要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李锦记集团是家族企业，历来倡导“思利及人”，这个理念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要求企业对客户、对合作伙伴都进行换位思考，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才传承到现在第五代。

　　遗憾的是，现在一些家族企业的年轻人主张“赚钱多就是成功”，却不问钱的来路，导致环境污染、黑心食品、诚信缺失等现象。更有人挥霍浪费、坐吃山空、不思进取。因此，要采取措施，引导家族企业增强社会责任感，支持有资质、规范的家族企业社团组织开展工作，鼓励下一代不断创业，实现“富二代”向“创二代”的成功转变，使我们的家族企业永葆活力。

　　（本报记者 刘华新）

　　推进社会事业创新

　　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努力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民进中央建议

　　优化基层警力配置

　　我国现有的警力人口比仅为发达国家的1/3，在西部和农村地区更为突出。有相当一部分农村3万至6万人的乡镇，正式民警仅有三四人。而且，大量聘用没有独立执法资格的协警甚至使用劳务派遣人员协助执法，容易造成执法偏差。此外，警力配置结构不合理。机关警力多于、优于基层一线警力，警察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不合理。

　　因此，推进全面深化公安工作改革，优化警力配置。重点解决一线执法力量不足、在职警察超时疲劳工作等实际问题。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形成精干高效的小机关、大基层的金字塔形机构。规范协警执法行为，避免执法偏差。创新培养招录体制，明确公安机关与公安高等院校人才互聘、联合培养警察后备人才的机制，明确规定招录警察中公安类院校相关专业毕业生应不低于招录总数的2/3。保障基层警察权益，畅通反映诉求的渠道。对基层民警在待遇上予以倾斜，激发他们的积极性。

　　（本报记者 潘 跃）

　　山东德州市市长杨宜新代表

　　城镇化不等于“离乡背土”

　　城镇化并不意味着要让农民“离乡背土”，而是要让农民可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生活状态。近年来，德州市探索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产业园区“两区同建”，实现了农村社区居民“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就地市民化”，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就近城镇化”的新路子，有效解决了城镇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土地瓶颈问题，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民居住条件改善与农村经济长远发展的双赢。

　　不过，目前城镇化建设中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比如农民对进城有顾虑，担心附着在农业户口上的承包地、宅基地、计划生育等待遇会丧失；公共资源配置不到位，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等供给总量和空间布局，与群众需求差距较大。

　　建议国家进一步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鼓励和支持对农村公共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尤其是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中，更加科学合理地设置标准，避免新型城镇化建设走入“农村离乡背土、城镇贪大求全、农村面貌不改”的误区。

　　（本报记者 卞民德 赵 兵）

　　湖北孝感市市长滕刚代表

　　户籍改革是城镇化突破口

　　“人的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户籍制度改革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突破口。推动城镇化进程，让符合条件的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让他们进得来、留得住、融得进，需要从户籍改革上寻找突破口。

　　首先，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优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在城镇落户问题，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个人融入企业、子女融入学校、家庭融入社区。其次，推动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让农民工在就业创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逐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第三，依托小城镇和新型农村社区，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网络向城镇和农村新社区延伸覆盖，让农民就地就近城镇化、市民化。另外，建议国家尽快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

　　（本报记者 时圣宇 程远州）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代表

　　教育改革要“去行政化”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要在改革教育治理方式上“去行政化”。其核心是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逐步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构建“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新型关系，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首先，政府要积极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放掉，把该管的管好，做到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建立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要扩大学校特别是高校办学自主权，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健全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社会参与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其次，要加强政府统筹，编制行政权力清单、行政审批清单和责任清单，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依法监管。同时，推动社会参与学校治理，建设高校理事会，扩大学校发展的社会参与度。

　　（本报记者 王伟健 顾仲阳）

　　读者出版传媒总经理彭长城代表

　　期刊发行应纳入免税范围

　　期刊是人类知识创新和传播的重要工具，是国家经济硬实力转化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媒介，是增强全民素质的重要平台。但我国期刊的定价整体偏低，因此发行机构单本期刊发行收益偏低。很多期刊定价10年不提高，定价增长率远远低于我国CPI的增长。加之近年期刊发行机构经营成本不断增长，利润越来越薄。很多期刊发行机构被迫停业或者转型。

　　2013年12月25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文件实施以来，图书批发、零售环节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部分期刊被纳入到免税范围。然而，此次改革方案却没将期刊的发行环节包含入内。提请相关部门尽快对免税范围重新界定，或做出新的条款解释，将期刊批发、零售纳入到免税范围内。

　　（本报记者 曹树林 李章军）

　　温州医科大学校长瞿佳代表

　　“县管乡用”打造全科医生

　　我国城市医疗资源配置存在着极大的不均衡。占医疗机构总数7.3%的医院却占据着80%的医疗总资产和60%的医疗人员，加剧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建议探索和实践从在校培养，到入职使用，再到在职培训的基层全科医生“国标省统、县管乡用、规范培训”队伍建设模式，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解决全科医疗人才 “下不去”和 “留不住”的问题。

　　为使定向订单式全科医学毕业生毕业后“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应从政策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实施以县级医院为主导的“县管乡用”全科医生一体化用人模式，建立一个有效、持续的政策机制。组建以县级医院为主导的区域医疗联合体，定向订单式培养的全科医学毕业生毕业后，将原来按照培养协议直接分配到乡镇医疗机构改由县级医院接收，由县政府及相关人事部门指定到相应区域医疗联合体，编制落实在县级医院（即“县管”）。在以县级医院为主导的区域医疗联合体内，根据县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的实际情况，由县级医院统筹轮派经过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后的全科医生入驻乡镇医疗机构工作（即“乡用”）。

　　（本报记者 姜 洁）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委员

　　提高文创产品研发水平

　　从总体看，目前我国博物馆文创产品研发经营整体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相比差距很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博物馆从事经营活动的依据模糊不清，存在政策缺位。我国对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必要的经营活动如何界定，没有明确定位。

　　建议中央有关部门研究可行措施，将公益性事业单位特别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出于公益和事业发展的必要而进行的经营活动，作为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解决，并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对此类经营活动职能进行明确界定。出台政策，让博物馆文创产品的研发、营销、出口享受不低于对文化产业相关优惠政策中的税收减免、贷款贴息、出口退税等。继续加大事业专项经费投入，设立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或新设专项资金，对博物馆文创产品研发进行扶持。完善各项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博物馆文创产品研发领域，大力支持全国博物馆开展文创产品研发，全面提升博物馆展示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王 珏）

　　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桦委员

　　足球改革成为新突破口

　　两会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党中央高度重视足球改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足球成为深化体育改革的新突破口。我们要全面审视深化足球改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体育强国梦中的重要意义。这已不仅仅局限于推动运动项目发展本身，而是再一次全面吹响了深化中国体育改革的号角。通过对足球改革的研究和探索有利于破解体育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以点带面，推动其他运动项目的改革发展。

　　同时，足球作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运动项目，不仅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依托，一种交往平台，在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我们应把足球改革与竞赛体制改革、加速职业化进程、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提升青少年身体素质、发展校园足球等方面结合起来，让体育在改变人民生活方式、实现教育功能、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 范佳元）

　　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委员

　　科研经费实行“负面清单”

　　我国科研资金投入位居世界前列，仅次于美国，为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乱象也不容忽视，少数法制观念淡薄、道德水平不高的科研人员虚列支出或增加无关票据来获取本应合理获得的收入，甚至出现了一些学生到处帮老师找发票、买发票的乱象。

　　科研经费以往的“正面清单+事前审批”的管理模式，容易造成预算不合理、钱花不掉、催促花钱、冒险乱花钱等问题。建议将科研经费的管理区别于政府行政经费的管理，出台不同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借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的成功经验，将科研资金管理实行“负面清单+事中监管和事后审计”的管理模式。清单中规定科研资金不能干什么，除此负面清单列出的项目之外，法无禁止即可为。此外，在加大对智力劳动投入补偿的同时，全面推广科研项目资金专用卡制度和财务报告制度，并根据科研项目的不同性质和类型，实行多元化资助和管理模式，加强对科研资金的事中监管和事后审计。

　　（本报记者 刘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