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国
近日清点房间，在角落里找到了一摞完好的书信。如今，短信微信纷飞，私人书信犹如老古董一般，被岁月湮没。而我的三段书信传奇故事，让我触摸到改革开放40年生活华章的片段。
40年前，我正在通山县高湖公社中学读高中，作文写得好，老师多次当范文念。改革开放，不仅搞活了经济，而且带来人与人敞开心灵交往的新风尚，比如男女恋爱，书信传情，回归正常。高考之后，受好友王厚新之托，向同班女生朱同学写一封表白的情书。其时，我对朱同学也有好感。情愁两难，一方面，碍于好友情面，我答应下来，但只打算应付一下；另一方面，我希望女同学能拒绝这封表白的信。纠结几天，写了撕，撕了写，约定一周写好，直到最后一天才写一页多。没想到，一纸情书，他们两情相悦，从此成双成对。如今，这对夫妻琴瑟和鸣，我的代笔故事早已成了他们茶余饭后的“餐点”。
上世纪80年代，我在湖北银行学校读书，远离家乡，与父母书信往来，汇报学习，倾诉思乡之情。刚入学时，总是想家，我下了课就往收发室跑，挤在窗口等着收发员叫名字。叫到我时，讲话都结巴了，“我在这……我在这。”拿到信，立刻撕开看里面讲些什么。学校流行戴手表，我忍不住冲动，向父母写信说了这个意思。不久，家里寄来120元。我约上同伴，去武汉商场买了一块上海宝石花牌手表。当晚凝视着精致的手表，兴奋得不能入眠。暑假回家，得知那120元是父亲大热天上山砍树，再变卖生猪才凑起的，心里很不好受。之后想起那封信，我总觉得愧疚。
1983年，我进银行工作。业余时间，采写稿件投给报社，不时有文章见报。最值得称道的是一封写给湖北日报的读者来信——
1995年2月，我在工作中发现，通山县尚有29%的“绿条子”不能兑现。这些钱大部分是打工仔、打工妹们含辛茹苦地积攒下来的，不少家庭正等着用这些钱买种子、上医院、交学费。由于种种原因，邮政汇款总是难以到手。
这一情况深深触动了我。经过几个夜晚的思索，我将有关情况和我的采访记录整理成《湖北通山29％的“绿条子”不能兑付》一文，寄给湖北日报内参编辑组，同年3月刊出，人民日报内参还作了转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同志在上面作了批示。当时的邮电部部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及湖北省政府秘书长纷纷就解决“绿条子”问题提出要求。电话、传真一个接一个，中央、省市下来调查的记者一拨接一拨。一些好心人开始为我着急，“你早点准备写检讨吧。”
我着实吓慌了，几夜没睡好觉。没料到，下来调查此事的同志第一句话就是要我放下包袱，不要怕，因为我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有的地方存在的问题更严重。湖北日报社王小南记者来信说，写情况反映就是要喜忧兼报，报忧的材料更能推动解决问题。
经过邮政等部门的共同努力，“绿条子”的兑付率很快由71%提高到98%。现在，只要谈起“绿条子”，好多人还记得我。
40年过去，我的孩子都已长大，用的是智能手机，虽然更方便更快捷，但总感觉少了书信的韵味。
（作者单位：人民银行通山县支行）
（作者： 编辑：周喆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