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7日，中国国家电网公司与巴西电力公司组成的联营体成功中标巴西美丽山水电站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这是国家电网公司在海外中标的首个特高压直流输电项目。
2015年12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上合总理会）签字仪式现场。就在工作人员为签字代表准备资料的间隙，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抓住机会与身旁的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争分夺秒地继续交谈。两位领导人显得兴致颇高。
就在一年前的同一天，在一顿早餐之后，李克强和马西莫夫敲定了中哈双方高达180亿美元的多个产能合作项目订单。
此次上合首脑会议，李克强提出，上合组织应聚集力量，挖掘潜力，强化六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推动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其中的重头戏无疑是产能合作平台的搭建。
2015年以来，国际产能合作已经多次在双边以及多边的会谈中被提及，并迅速成为中国除了高铁之外的另一张名片。
“天价早餐”的辐射效应
2014年12月15日一早，出访哈萨克斯坦并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李克强，与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坐在一起共进早餐。这顿“面包+沙拉”的简单早餐，细化了前一天李克强与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深入会谈时达成的共识，催生了中哈双方高达180亿美元的多个产能合作项目订单，因而被媒体广为传播。这顿“天价早餐”，被视作开启中国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大门的重要标志。
2015年5月，这顿“天价早餐”之后不到半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大举措，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是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抓手。
《意见》还给出了这一工作的线路图：将与中国装备和产能契合度高、合作愿望强烈、合作条件和基础好的发展中国家作为重点国别，并积极开拓发达国家市场，以点带面，逐步扩展。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
自此之后，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高频词，亦成为李克强在与外国首脑会晤或参与多边会谈时不可或缺的话题。
2015年5月，李克强在出访拉美期间表示，国际产能合作是工业化和再工业化的结合，也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合，必将有力推进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2015年6月，李克强在巴黎会见法国总统奥朗德时提出中法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的倡议。
2015年11月，在吉隆坡出席第18次中国-东盟（10+1）领导人会议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将东盟作为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方向。
根据近期举行的中哈产能与投资合作第七次对话的项目清单，中哈两国共收获价值241亿美元的52个项目。随着中哈产能合作的进一步推进，这个新模式已被多个国家认可，目前中国已与17个国家开展政府间、大规模、机制化的产能合作，参照的正是中哈产能合作模式。
高度契合是基础
2015年11月出版的《经济学人》年刊，发表了李克强的署名文章《中国经济的蓝图》，对国际产能合作的逻辑，文章进行了这样的表述：“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将中国制造业的性价比优势同发达经济体的高端技术相结合，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优价’的装备，帮助他们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供给创新推动强劲增长。”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高飞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际产能合作已经成为李克强的一张非常重要的外交名片，而这张名片恰恰也折射出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两个问题的关键。
“中国既需要实现国内的经济转型，也需要消除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国际产能合作不仅将国内过剩的优势产能转移了出去，在国际上找到了新的竞争点，也为产能匮乏的国家再工业化助力，实现双赢。”高飞说。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大型成套设备出口约1100亿美元，2014年，中国企业参与的境外轨道交通类项目签订合同额247亿美元，同比增长3倍多。2015年前4个月，电力、通讯领域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均达35％左右。
“从内部因素来看，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发展较快，国内技术和产能优势已十分明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石泽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另一方面，石泽说，中国的优势产能恰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再工业化以及国家战略都有相当大的契合性。
比如，俄罗斯提出打造欧亚经济联盟、跨欧亚大通道的概念；吉尔吉斯斯坦提出《2013~2017年稳定发展战略》；塔吉克斯坦提出《至2030年国家战略》；乌兹别克斯坦提出《2015~2019年乌兹别克斯坦生产本地化纲要》等。
这些战略计划，大多涉及基础设施建设。“但这些国家在技术、装备方面相对落后，这恰好是中国的优势。因此，通过产能合作将会加速或者扩大中国同沿线国家合作的经济规模和质量。”石泽说。
事实上，中哈两国之所以能迅速敲定百亿美元大单，关键就在于，中方提出的国际产能合作模式与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大道”计划高度契合。
“产能合作将会为中国同沿线国家合作打开新的领域，此次上合组织首脑会议，通过对如何细化产能合作的讨论，将更好地了解合作伙伴的发展愿景和需求。”石泽说。
长期遭受电力和能源匮乏之困的巴基斯坦，对于中国在当地投资电力基础设施十分欢迎。前来参加上合首脑会议的巴基斯旁遮普省首席部长沙赫巴兹·谢里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我们应当共同推动产能的全面合作，进而带动区域繁荣发展。中巴经济走廊已处于建设阶段，这是中国政府和领导人表现出的极大慷慨和友谊。目前，煤炭、太阳能、风能以及水电等各类能源项目都在进行之中。”
产能合作的配套举措
除了搭建产能合作平台，在上合首脑会上，李克强还提出筑牢安全合作平台、加快建设互联互通平台、创新金融合作平台、构建区域贸易合作平台、打造社会民生合作平台。这些平台，都将更好地服务于产能合作。
除此之外，李克强还建议考虑适时成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以支持成员国进一步扩大本币结算范围。
石泽表示：“中国已在支持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上作了很多努力，尤其是在金融方面，比如亚投行、丝路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的成立。”
“各方应当尽快推动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实现，使其能够真正运作起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大多处在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地区，经济发展普遍面临金融瓶颈。如果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框架内经济合作方面能够得到金融支持，那么对推动框架内经济合作无疑非常有利。”石泽说。
不过，高飞也坦言，建立上合开放银行的挑战依然存在。比如，俄罗斯已经参与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受其国内经济的制约，其很难有资金再加入中国倡导的另外一个银行。
俄罗斯经济前景仍然不容乐观。2015年前三季度，俄罗斯GDP负增长4.1%，全年或萎缩4%左右。日前俄罗斯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承认，2016年，俄GDP或仍将萎缩2%~3%。
除了俄罗斯，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状况也不乐观。根据哈萨克斯坦国民经济部统计委员会数据显示，2015年1~11月，该国国内工业生产规模同比下降1.5%。受卢布贬值影响，哈货币坚戈在8月骤然贬值30%。
将推动更多具体项目落地
石泽告诉本刊记者，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中方需分析每一个国家的具体需求，以此找到双方的利益契合点。同时，中国也要注重在上合组织平台上，推动多边合作，找到产能合作的突破点。
大多数上合组织成员国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资源，以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为例，油气出口都是其对华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推动，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双边能源合作由可耗竭资源扩展至可再生资源。中国与上合组织各国在太阳能、电能、水能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带动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和中国电力等行业富余产能消化，并在延伸产业链层面存在广阔空间。
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发展研究室主任谢国辉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俄罗斯至黑龙江的电网互联工程已经建成投运，运行状况很好。2015年1~11月，俄罗斯输送至黑龙江的电量累计达到30.59亿千瓦时，大约占黑龙江用电量的4%。
谢国辉认为，产能合作可以推动更多具体项目落地，例如光伏电池板，目前中国严重产能过剩，完全可以加大出口力度，促进国内光伏企业发展。还有电工装备，目前中国在特高压交流输变电装备和技术上全面领先，可以为有需要的国家提供帮助。
在上合首脑会议上，李克强指出，下一步应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交通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探索构建以中亚地区为枢纽的亚欧大陆互联互通网络。中方愿为各国物流过境提供中转服务，并建议加强卫星导航合作。
石泽表示，互联互通对于更好地推动产能合作十分重要，目前还需要把道路建设做好，使商品、资金、人员、信息等各种经济因素流动起来，同时在基础设施、港口建设、质量标准体系方面都应建立一个共同的规范。
产能合作的风险防控
冶金、电力、建材等产能合作通常需要建设配套设施，投入成本一般较高，运营周期也相对较长，因此，风险管控就显得十分重要。
此次上合首脑会议，各国总理还见证签署了《2016－202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海关合作计划》。
“海关合作是成员国共同打击走私、防止恐怖主义集团犯罪的有力武器，这对于推动经济合作，维护上合成员国之间的安全有重要意义。”石泽说。
“未来还需要把海关合作进一步做好，比如，共同制定贸易过境以及其他的海关标准，还需要通过多边合作与磋商，形成规范化的标准，这对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务实合作将会非常有利。”石泽说。
谢国辉告诉本刊记者，在全球经济下行、各国基础设施合作需求不强的情况下，国际间产能合作空间也受限；而一些合作项目也面临国际政治、经济风险。这是目前国网公司海外投资运营项目普遍面临的问题。
不过，这一客观环境也使得中国企业应对风险能力得到磨练提高。谢国辉告诉本刊记者，近年来，国网公司风险防控一直在加强。
“比如，针对不同类型（全资、控股、参股）海外公司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海外公司风险防范重点措施；针对不同类型国际业务（投资运营、工程承包、能源合作、装备出口等），也相应采取不同的风险防范重点措施。”谢国辉说。 （文／徐颖 特约撰稿张传玮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 编辑：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