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习近平

　　《党建》特别策划 中国现代化走在中华优秀文化的大道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十人谈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

　　1.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侯松涛——中华优秀文化的积聚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积聚，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

　　大约在商周时期，定期公布刑书就已经形成定制。传统法治思想比较系统地形成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作为青铜文化代表的鼎，在古代被视为立国重器，春秋时曾铸刑于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非常强调法对于治国理政的意义。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韩非子认为：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法治思想体系，是中国优秀文化中传统法治文化的精华。

　　不可否认，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法治建设经历了一段曲折时期。这些曲折，在很大程度上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中国法治文化传统弊病的积聚以至全面爆发，是中国法治建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阵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着力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从邓小平时期重新确立发展民主、健全法制的基本方针，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再到党的十八大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对法治建设作出重大部署，直至今天正在进行的具有实践操作意义的新思路与新方案的规划，中国稳步进入法治时代。

　　在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底蕴的东方大国，从人权入宪到劳教制度的废止，每一步前进都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法治建设方面的艰辛探索与努力。

　　习近平：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2.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文化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正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1911年辛亥革命后，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事实证明，中国选择、坚持、发展和完善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借鉴世界先进文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伟大结晶。

　　虽然中国在商周时期就开始追求依法治国，但从来都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坚持中华民族这个优良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要警惕“法律万能”，也要防止“道德至上”，真正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2000多年前，滕文公请教儒学大师孟子如何治理百姓时，孟子用简洁的话回答：“民事不可缓也！”而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也启示我们，必须使我国的政治制度真正成为可以更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决不能允许西方金钱和政治联姻这种刚性的制度腐败在中国出现。

　　习近平：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丁冰——中国经济制度是在5000年独特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不是全部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既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符合我国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决策，也是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的经济思想文化。

　　今天的经济制度是在中国5000年独特的文化和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就传统优秀的经济思想文化而言，继管仲之后，最典型的莫过于先秦的陶朱公。他姓范名蠡字少伯，先官后商。他先是辅佐越王勾践成就霸业，继又任齐相，聚巨资后即退出政界赴陶经商，因商艺娴熟，财运亨通，拥有家财万贯，富甲天下，自称陶朱公。他把当时流行的天象五行之说与农业丰欠循环的现象联系起来，并用以观察自己从事的商业领域，遂发现市场价格波动亦有循环的规律，并提出如何适应规律要求的应对之策，以有利于治国平天下之目的。

　　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便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桑弘羊提出并积极推行监铁官营政策，获利颇丰，满足了当时极其繁重的财政军费需要，减轻了税赋，大得人心。

　　值得注意的是，范蠡虽然还没有严格规范的市场规律的概念和供求均衡、价格波动等现代术语，但实际已有了朴素的思想意识和准确的表达，特别是已萌生正确处理市场与政府（官府）关系的对策思想。这远比两千多年后出现的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片面主张全面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而认为政府管的愈少愈好，国有企业愈私有化愈好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和举措，要高明得多。

　　独特的农耕文化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经济现象和独特的经济思想。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引导经济生活，重视发挥中央政府对经济的作用，重视尊重自然、节俭、节制、诚信等理念。因而我们可以说，四中全会的决定，既弘扬了我国几千年来优秀的经济思想文化，也是抵制新自由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

　　习近平：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