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理论上成熟和发展的伟大政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问题，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初步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

我们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始终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用一个形象化的说法，就是“顶天立地强自身”。顶天，就是顶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天；立地，就是立足5000年历史文化、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顶天立地，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的”，认识中国，改造中国，建设中国，发展中国；强自身，就是始终不放松地抓紧自身建设。

我们党从一成立起，就高举起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就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探索，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在旗帜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实践证明，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举什么旗帜，是重大政治问题，也是重大战略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上不但要成熟，而且要发展。理论上的成熟和发展是党政治上成熟和发展的根本前提。

从我们党自己的经验来说，党在理论上成熟的根本标志，是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党在理论上的成熟，首先在于她举起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的时候，尤其在于她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时候。毛泽东思想创立的根本意义，是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具有中国作风、具有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形态。这是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历史性进步，也是我们党理论水平的一次历史性提高。这次历史性飞跃、历史性进步和历史性提高的意义和作用，决不能低估。它攸关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思想武器，才造就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思想武器，才造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听党指挥、忠于祖国和人民、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才胜利完成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波澜壮阔的人民解放战争，夺取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思想武器，中国才由新民主主义胜利过渡到社会主义，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思想武器，中国人才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病夫”“一盘散沙”的形象，改变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第一次从精神上、政治上站立起来。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毛泽东思想，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和伟大。但我们党并没有就此止步，这是我们党更英明、更伟大的地方。党一方面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动摇，另一方面坚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不动摇。

改革开放30多年，是我国综合国力巨大跃升的30多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愈益发挥的30多年，也是我们党理论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成果丰硕的30多年。这30多年，我们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先后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历史性进步和全党理论水平的又一次历史性提高。这次历史性飞跃、历史性进步和历史性提高的意义和作用，同样不能低估。这是我们党理论上发展的根本标志。它攸关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它使全党再一次获得思想大解放，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停滞局面，开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使中国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重新跟上世界潮流，重新走在时代前列。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我们党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没有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没有党在理论上的成熟，中国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没有毛泽东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我们党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没有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没有党在理论上的发展，中国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那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局面，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上讲的是我们党自己的经验。

再举一个世界上的例子。苏联共产党，理论上曾经是成熟的，创立了列宁主义。但列宁主义后来在苏联没有发展，不但没有发展，而且最终丢了刀子，丢了旗子，导致失掉政权，国家解体。

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充分证明，理论建设对于党的建设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理论上走偏，不行；理论上停滞，也不行。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只有理论上成熟，而且理论上不断发展，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理论强党必强，思想富国必富。这是党的理论建设和党的建设的根本规律之一。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国家治理正在进入新阶段。怎样认识和理解这个新阶段呢？

首先，我国发展到现在，国家治理问题提到了党和国家重要议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建设以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速度快速发展，一方面创造和积累了巨大财富；另一方面由于各方面准备严重不足，特别是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国民素质建设没有相应地跟上来，有的甚至严重滞后，致使不配套、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经济建设本身也面临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等诸多矛盾而进入新常态。这就使国家治理问题成为突出的瓶颈而被提上党和国家重要议程。

其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战略决策。我国改革开放经过30多年的实践，现在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解决这些难啃的硬骨头，零敲碎打解决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个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者，就是要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我国的新一轮改革，全面分析改革面临的形势，聚焦于一个总目标，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个总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改革经过30多年量的积累，正在实现质的飞跃。而这个质的飞跃，又是围绕提升国家治理水平深化和展开的。如果说新一轮改革和过去的改革有什么不同，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推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完善、成熟、定型，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和应有之义。

第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战略决策。提出建设“法治中国”这个战略目标并具体作出战略部署，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国家治理的历史性飞跃和历史性进步，也是对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历史性贡献。习近平同志讲，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是姊妹篇，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这个比喻是形象生动的，也是贴切深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发展都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起来考虑，使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上层建筑的完善协调推进，才能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我国国家治理进入新阶段，不意味着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改变，也不是如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样的历史阶段，而是特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特定的历史时段。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同过去实践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新的伟大实践。如果从党的十八大算起，这个时段至少要三十年时间。

大致地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已经走过了“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我们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二个三十年，我们实行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中国的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中华民族大踏步走向世界。

现在正进入第三个三十年。新的三十年，在前“两个三十年”的基础上，我国的国家治理将迈上一个大台阶，而进入世界先进行列。那时，不但最深刻的思想来自中国，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实践也来自中国。我国经济将实现在更高起点上的高品质发展，实现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国家素质、社会素质和公民素质的巨大进步，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这个时段的时间节点，刚好是本世纪中叶，同新中国建立一百周年也就是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相吻合。

新的伟大实践要求我们党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习近平同志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高举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全局在胸，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举重若轻，准确把握国内国际大局的深刻变化，准确把握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提出和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初步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问题，从而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新水平。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党的意志、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开创了我们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发展，是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以及全面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重大思想在内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奠定了党和国家前进的新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思想武器。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有“三个来源”和“一个必要条件”。“三个来源”：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它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是主动自觉的，又是丰富充沛的。实践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和亿万人民的伟大创造，又是它的理论总结、理论概括和理论表达。这种总结、概括和表达，是准确鲜明的，又是厚重坚实的。文化来源，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和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是它的积极弘扬和借鉴。这种弘扬和借鉴，是深入精深的，又是开放包容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高度重视党的思想路线建设，我们党是理论上成熟和不断发展的党。

特别令人欣喜和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习近平同志中国式的而又极富现代感的语言风格，以其深厚修养和博大境界，直指人心和引人入胜，切中要害和要言不烦，含蓄内敛和耐人寻味，平易近人和质朴清新，不拘一格和活泼灵动，这样典型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给当代中国带来潜移默化、实实在在的文风进步和作风转变。

（李洪峰 作者系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原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