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的权力虽然不大，但如果缺少有效的监督，也会滋生较为严重的贪腐问题，在村民中造成不良影响。到底应该如何监督村干部？乡镇纪委如何发挥作用？近日，本报记者深入曲靖市沾益区农村进行了调查。
群众反映啥就查啥，查办一个案件，震慑一批干部
在沾益农村，烤烟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有的地方农户农业收入的七成左右来自烤烟。由于烤烟销售实行合同计划管理，烤烟合同如何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户收入的多少。与此同时，由于村干部的待遇相对较低，此前有的村干部堂而皇之地预留部分合同，当做自己的福利。
2014年至2016年间，沾益区白水镇座棚村委会在烤烟收购过程中，先按每人8—10亩的合同量分配给村干部，余下的合同才按每户1—2亩分配给烟农。
让人惊讶的是，如此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竟是出自集体决定。结果光是这批烤烟合同就撂倒了27名村干部。
实际上，关于烤烟合同的举报近年来一直比较突出。“查办一类案件，就要解决一类问题；查办一个案件，要震慑一批干部。”沾益区纪委书记黄海鸥认为，到了区县层面农村贪腐往往具有共性，如果就案查案，纪委工作将极为被动。近年来，沾益区针对群众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效果明显。
2014年，沾益区开展农村低保专项检查，发现不符合农村低保条件的人员4545名，占全区农村低保对象总数的20%，平均五个低保人员就有一个被清退。经过清理，仅大坡村低保户就从349人减少至303人。“原来天天有农户来反映村里低保情况，现在几乎没有了。” 大坡乡纪委书记张留勇说。
经过此番专项检查，有关低保的信访举报件也下降明显。数据显示，2013年有关低保的信访举报有11件，查实7件；2014年9件举报，查实8件；而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举报量为4件，两年一共查实3件。
除了直接从农民身上盘剥，公务经费支出同样容易滋生贪腐，2016年，沾益区对脱贫攻坚开展专项检查，一批脱贫攻坚经费方面的贪腐被发现并制止。
如今正在开展的烤烟合同集中整治同样形成震慑。在大坡乡各村委会，烤烟清塘点棵的数目全都公示，村干部的公示单独进行；各乡镇领导挂包村，逐个督促落实，哪个村出问题还要问责乡干部。“查办案件震动大，憨包才敢动烤烟合同的心思。”大坡乡法土村委会文书马贤能说。
乡镇纪委不再是摆设，破解“信上不信下，信省不信乡”难题
“那就后山见了！”为了保护举报对象，张留勇很少约举报者在办公室见面，“田间地头、小店后山，相对更‘保险’。”
张留勇的小心谨慎，并非没有缘由。
过去，调查人员刚一进村，被调查人就已经得到消息；纪委还在调查，被调查人就把举报人叫到村委会臭骂；为了避免被打击报复，举报人只能外出打工躲避……如果不是纪委人员讲述，很难想象个别村干部会如此嚣张。
德泽乡是沾益区最偏远的乡镇，在这个乡米支嘎村窝案查处中，村支书、村主任、村监委会主任、副支书集体沦陷。由于家族势力庞大，米支嘎村村支书连续多年连选连任，与村民发生矛盾靠武力解决，再通过金钱摆平，而摆平的金钱又来自对贫困群众的盘剥。“对村民的盘剥既明目张胆，又迂回隐蔽。克扣的钱被他们以支付工程欠款的名义给了某老板，然后再向工程老板索贿。”参与此案办理的纪委工作人员邓跃东说。
“有些村官贪污的钱虽然数额不巨大，但是是从群众腰包里抠出来的，“小苍蝇”贪污群众感受得真切，整治的诉求也强烈。”大坡乡人大主席沈军说。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村干部的查处本应由乡镇纪委负责。不过，一段时间以来，沾益区纪委受理信访举报中反映村组干部的问题占受理业务的68.3%，而乡镇纪委受理信访举报仅有8.6%，部分乡镇纪委甚至出现“零举报”现象，“信上不信下，信省不信乡”问题比较突出。
如今，乡镇纪委必须有自办案件，成为曲靖市纪委的一条硬性考核标准。沾益全区去年所有乡镇街道都有自办案件。“完成不了的约谈、通报，没有合理理由的还可能面临调岗。”沾益区纪委副书记陶韬说。
2014年，大坡乡纪委仅收到1件区纪委转办件；2015年，受理7件办理两件；2016年，受理10件查处3件。如果不是因为查办案件得力，不少乡镇纪委书记往往被群众看作是“和村官一伙的”。
“内部约谈教育，可以提醒干部；查办案件则能形成更大范围的影响，不仅干部受触动，还能增强乡镇纪委在群众中的威信。”张留勇表示，从最初进村调查村民躲着走，到时不时接到村民的举报电话，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案件办得让群众信服，这对于提升乡镇纪委的地位，作用也不可或缺。
既然要有自办案件，必须要有人员。为了增强办案力量，如今沾益区越来越多的乡镇纪委书记开始从区纪委办案部门下派。“不仅是办案能力的差异，遇到乡纪委办案力量不足时，方便协调区内办案力量。”陶韬说。
晒村务必须晒到位，群众监督形成威慑
走进大坡乡政府，能看到补助到一家家贫困户头上的项目和资金不间断地滚动公开。“晒得越多，问题越少。”张留勇说。
随着近年来交通等基础设施占地的增加，有的村干部也从中觅得商机，通过虚报冒领的方式从中骗补。“明明占地20亩，却申报25亩；由于施工方往往更重视顺利拆迁，对村干部虚报冒领行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有的村干部甚至为了借机骗补，通过煽动群众阻碍征地，倒逼施工方找村干部协调，再趁机提出骗补方案。”陶韬说。
“这类行为要是公开到位，往往会被发现。”张留勇说。不过，由于此前缺少公开清单，部分村官对村务只进行选择性公开。
“有效举报，最集中的时段是在选举前后。因为有的村干部为了竞选，会将知道的内幕向纪委检举。但反过来说，村民不如村干部知情这样的现象并不正常。”沾益区第四纪检室主任肖恩认为，农村预防腐败，公开是关键。
为了避免选择性公开埋藏的腐败风险，大坡乡对村里村务公开内容进行了格式化，且均需乡镇街道审核把关。“遇到疑问，乡里可以直接跟站所调取数据核对，街道审核前还要村监委会主任签字盖章，一旦弄虚作假，上报的公示材料就可能成为纪委查办案件的证据。”张留勇说。
2015年前，大坡乡的村民监督委员会主任这一岗位，往往都是为资历较老的村官解决待遇的去处，不少村监委主任不列席村内重要会议，甚至连公章都没有，对村里事务缺少有效监督。“现在没有村民监督委员会签字盖章，一分钱也报销不了。”大坡村监委会主任潘明芳说。
除了查办案件，大坡乡纪委还梳理了风险点，具体到每个岗位、风险程度，以及可能面临的处罚一目了然，对文化水平不高的村干部来说，这样的警示更直观。“去年换届，大坡乡没有收到一起关于换届的举报，这在以前很难想象。”张留勇说。
不过，最近的乡镇党委会换届，反腐给力的张留勇得票并不给力。他坦言，乡镇圈子不大，处分的对象往往就是手握选票的人。“但乡镇纪委书记不能怕得罪人，不然就会成为村民的罪人。”
《 人民日报 》（ 2017年07月02日 0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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