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湖南省纪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衡阳市纪检监察系统坚持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正确运用“四种形态”，深入开展纪律审查，严肃查处了一批腐败案件，同时配合省纪委查处了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在接受组织审查期间写下忏悔书，剖析自己腐化堕落的原因，回忆自己违纪违法的轨迹，有深深的悔恨，还有对人生的感悟。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今年6月，市纪委将15名领导干部的忏悔书编辑成册，本期《全面从严治党》选取其中4篇作为镜鉴。这一段段饱含悔意的文字、一次次对贪婪内心的拷问，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心有邪念或已在贪腐边缘的领导干部来说，就是警醒和教育：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每一名领导干部必须加强自身修养，时刻把纪律和规矩刻印在心，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陈映森：都是“贪”字在作怪
陈映森，曾任衡阳市经委主任助理、工交工委委员，衡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2015年6月任衡阳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市滨江新区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6年11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在我过40岁生日时，我72岁的母亲敬我一杯酒，祝愿我当一个好官、清官……现在她唯一的儿子变成了贪官，我给她老人家的脸抹黑了。”
这是陈映森忏悔录中的一段话，读来令人唏嘘。他自我剖析说：由于“对自身要求不严”、“贪图钱财”、“贪图享受”……因而“做了些违法乱纪的事情，直至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收受企业老板大量现金
“我所做的这些，对于党的形象、干部队伍及家庭都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忏悔录中，陈映森坦述了主要违纪违法事实——
2007年以后，除收受红包礼金以外，还收受了一些企业老板送来的大量现金。
在与北京某公司董事长交往的过程中，该董事长为了感谢陈映森，分三次送给陈大量现金。“每次都是他约我，我开车与他见面，他拿个袋子直接放我车上，我也不问是什么，说声谢谢后就开车回家了。”陈映森详述道，这些钱主要用于其个人出差或兑换成美元用于小孩读书。
在收受他人钱财的同时，陈映森也给上级送钱。为了得到衡阳原市委书记李亿龙对公司的支持和对自己的关照，三年送给李数万美元。
对老婆收受别人的红包礼金，陈映森视而不见，对别有用心的人送到家里来的钱，没有要她拒收或及时退还。
“别人在收，我也可以收”
“工作几十年了，现在位高权重，应该过上灯红酒绿、不受约束的有钱人的生活，没有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由于工作关系，我所接触的人大多是银行行长，投资公司、证券公司老总，建筑老板等有钱人，思想观念出现了偏差，觉得自己的能力不比他们差，工作强度不比他们低，为什么我挣的钱要比他们少得多呢？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影响下，当一些施工老板送来红包礼金，甚至是大额现金，我就半推半就收下了。”
“在收受红包礼金时，认为别人也在收，我也可以收。”
……
分析自身违纪违法原因时，陈映森认为主要是“贪图享受”、“心态不平衡”、“存在侥幸心理”、“随大流”等。
“我对自己近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十分痛恨，真是悔！悔！悔！”在忏悔录中，陈映森连用3个“悔”字来表达懊悔之情：“党组织对我教育培养了20多年，我却辜负了党的培养，损害了党的形象。”“我走到今天这一步，对不起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对我的两个儿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现在，我成了同事、朋友们眼中的另类。唉，都是贪字在作怪，毁了我的一切。”
“如果能重生，我会做一个安分守纪、对党忠诚、对社会和家庭负责任的人，但一切都晚了。”陈映森对此后悔不迭。
申伟亮：红包礼金就是糖衣炮弹
申伟亮，曾任衡阳市委政法委副处级干部、综治办主任，衡南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2013年8月任衡南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2016年10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2015年，向组织瞒报了在衡阳市华新区华新苑的一套260平方米的房产，漏报了以我老婆姐夫名义开设的股票账户上的股票市值；
在担任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期间，为在保险公司工作的侄儿和外甥女打招呼，帮助他们推广保险业务，还为大哥等亲属在县内承揽工程打招呼；
3年时间，从政府办公室开支用于公款送礼；
……
在忏悔录中，申伟亮一件件坦陈着自己的违纪事实。
从普通工人到落马副县长
“我家族里祖祖辈辈没有一个人当官，连一个村干部都没有。我参加工作后，一直把出人头地、争取上进作为目标，想着光宗耀祖。”2013年8月，工人出身的申伟亮一步步爬升到衡南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位子。
“我应该感到满足了，但是面对诱惑，面对县内呼声，我飘飘然了，有了冒进的想法，心想有机会能直接当上县长，一来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二来可以更好地在更大平台做事。”在忏悔中，申伟亮讲述了自身心态的变化。
抱着这种心态，申伟亮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邹小敏（衡南县原县长）带我去结识李亿龙，能够让市委主要领导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在今后的个人提拔使用上肯定有帮助。不但每次邹小敏喊我去李亿龙家里我都去，甚至还和他一起去给李亿龙送礼；不但和邹小敏一起去，还自己创造条件单独去送钱送物，接近李亿龙，其目的就是能在李亿龙的任期内提拔我到县长的岗位。”
申伟亮将这一切归结于自己“当官的欲望太强，不知进退，不懂满足”、“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了扭曲”。如今，“不但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把自己为之奋斗努力几十年的大好前程给毁了；不但人生理想没达成，反而连工作机会、回报社会、感恩组织的机会都没有了；不但害了自己，给自己的家人、家庭也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超过一万元的不收”到“收过十万元一次”
“自从到县里任职以后，面对着下属单位负责人送来的红包礼金，先是战战兢兢收下，担心会出事……久而久之，对收受红包礼金也就麻痹了。”在对待红包礼金上，申伟亮同其他落马官员有着相似的心路历程。
特别是担任常务副县长以来，过年过节送红包礼金的单位更多了，送的金额也就更大了。
对于一些私人老板在年节送来的红包礼金，申伟亮最初给自己设下红线，就是超过一万元的不收，后来渐渐放松到两万，特别好的朋友送五万也收下了，后来最多也收过十万元一次。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内心里对金钱的贪恋，享受金钱带来的愉悦感和安全感，想通过积累金钱彻底摆脱儿时无钱少钱所带来的窘境，满足内心里的虚荣感和安全感。”申伟亮在忏悔时分析，红包礼金就是糖衣炮弹，外面看是香甜的糖果，里面实质上是致命的炮弹，颗颗都是要人性命。
王芳忠：几千元一餐吃得心不跳脸不红
王芳忠，曾任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建筑部部长、建设局局长，2015年6月任衡阳市白沙洲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16年11月被开除党籍。
“我希望用我做反面典型，去唤醒那些犯了错误还不敢承认和面对的干部，趁早醒悟，回头是岸。”在忏悔录中，王芳忠发出这样的期盼。
把政治理论学习当成“走过场”
“作为一名中层领导干部，理应带头学习党中央和中纪委的系列文件精神，但我没有做到，认为这是一阵风，是走过场走形式。”在忏悔录中，王芳忠坦诚自己忽视了党纪党规和法律法规的学习。
“中央的八项规定、省委的九项规定和市委的十项规定都是刚性要求，而我只是象征性地看两遍，应付性地做做笔记。”
“党章党规读物抄写本共104页，从4月份发下来到8月份，我只抄了12页。”
“关于严禁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的承诺书，我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内心上却认为这是在作秀……”
对此，王芳忠懊悔不已：如果过去能静下心来，对照自己存在的问题去学，对照身边所发生的案例去学，并且边学边改，就不会落到今天的下场。
“不给他送钱，他就会冷落我”
自曾义国（时任管委会工委书记、主任）担任白沙洲工业园区主要领导以来，王芳忠“开始刻意地接近他”、“尽量讨好他迎合他”、“开始逢年过节给他送钱”，最初是5000元一次，到后来发展到春节送20000元。“从2010年以来，开始给他送钱，认为不给他送钱，他就会冷落我，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王芳忠写道。
王芳忠在忏悔录中坦陈，特别在一些不需要公开招标的项目上，为了照顾曾义国的朋友能顺利拿到工程承包权，在园区召开工委会前，他会违心地与曾商量如何在工委会上提建议，尽量避免其他工委班子成员的质疑，然后由曾拍板定夺。
工程建设是园区的大事，王芳忠为了拍曾的马屁，多次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丧失原则和底线，有条件要执行，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执行。
烟酒非“和天下”“茅台”不上桌
作为园区规划建设局长，王芳忠掌控着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招投标、施工合同签订、工程款支付、设计变更、施工矛盾调解，工程施工验收等多个环节，求他帮忙办事的人很多。
刚开始，他还能坚持原则，秉公办理，拒收红包礼金。后来，慢慢有人送红包，5000元以下的开始收下，再后来，10000元的红包也不客气收下。胃口逐渐变大，甚至还收过20000元以上的大额现金。
在担任规划建设局长的几年时间里，一些施工老板为了巴结王芳忠，经常请吃请喝，烟酒非“和天下”、“茅台”不上桌，一餐下来，几千元吃得心不跳脸不红。偶尔老板还会请他玩牌，“赢了是我水平高，输了就脸红脖子粗拍桌子走人。”王芳忠把这些一一写进了忏悔录。
“我愧对组织对我多年的教育和培养，愧对领导和同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愧对家人的厚爱和期望。”对此，王芳忠悔不当初。
邹长青：错误的人生规划使我走向错误的道路
邹长青，曾任南岳区政协副主席（兼）、区广播电视局局长、区教育体育局局长，2007年11月，任南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2017年8月,被撤销副区长职务,按副科级重新确定职级。
“忘了自己是贫苦农民的孩子，忘了是党和组织把自己培养成了领导干部，忘了是人民代表信任才选举我为副区长，忘了自己的权力和位置是党和人民给的，忘了本，忘了根，于是就得意忘形，放纵自己，一步一步走向错误的道路。”在忏悔录中，邹长青如是反思。
邹长青总结道：“错误的人生规划是我走向错误道路的主要原因。”
他认为，县、区一级的党外副区长是县、区党外干部的最高位置，自己43岁当上党外副区长，干完两届就53岁了，晋升无望，于是就为自己制定了最后政治生涯的人生规划：好好珍惜这个政治舞台和机会，好好享受这十年。
基于这一人生规划，邹长青工作之余及时行乐，热衷于迎来送往，沉迷于莺歌燕舞，对红包礼金也来之不却，一步一步走向犯罪的深渊。“这主要还是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扎了根。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苦酒是自己酿的，也只有自己慢慢品下。”
“侥幸心理以身试法也是我走上错误道路的重要原因。”邹长青心想，“世上犯错误的人太多，难道就会找到我了？只要自己小心点，应该不会那么倒霉。”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他不断地去挑战道德，挑战纪律，挑战法律。从找情人到收红包到受贿，胆子越来越大，敬畏之心越来越小。
放松学习也是邹长青走上错误人生道路一个原因。他在忏悔录中写道，当上副区长后，放松了学习，尤其是政治学习和法制学习。上面布置下来的学习任务请别人写体会，法律考试也是请人代考，几百首歌词可以脱口而出，但法律法纪条规却一条都不记得。
“如果组织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今后一定加强学习，加强修养，做一个敬畏法纪，遵纪守法的公民。”邹长青忏悔道。
（作者： 编辑：沈素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