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九一三”事件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亲身经历的几点情况记叙下来,以作补充。
1971年9月12日下午3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研究修改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晚9时20分左右,接到8341部队在北戴河负责林彪警卫的领导的电话报告,说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讲:“林彪要出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情况很紧急。”过了一会儿,又接到报告说:“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乘专机从北京来,这架飞机就停在山海关机场。”
这时,会议无法进行下去了,总理开始关注北戴河的事情,查问北京飞去的这架专机的具体情况。8341部队的领导很快回电话说,已经查问了山海关机场,的确有一架专机,机组人员正在休息。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管辖,总理马上向政治局委员、海军政委李作鹏查问。
李作鹏了解情况之后,把电话打到了西花厅秘书的值班室,这个电话是我接的。李作鹏说:“请报告总理,他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我立即通过39局电话总机找跟随总理去大会堂的卫士张树迎,结果接电话的是总理。他问我:“什么事?”
我报告说:“刚才李作鹏同志来电话,说您查问的‘256’号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知道了。”总理只说了三个字,便放下了电话。
总理知道李作鹏报告的情况后,即打电话问叶群:“是不是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了?”
叶群说:“没有。”
“九一三”事件后,我听总理讲过,林彪是副主席,调一架飞机是不用谁来批准的,问题是叶群不承认调动了,这就引起了总理的警觉。
13日凌晨4时多,钱嘉东把我从熟睡中叫起来,说接到北京卫戍区的报告,有一架直升机在怀柔沙峪迫降,被民兵包围起来,并说已经报告总理。后来证实,林彪的大量罪证材料,包括林彪的手令,都是从这架直升机上缴获的。
天大亮了,我已经没有睡意,和钱嘉东一起等总理回来。
(作者: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