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党之元老 国之元勋 人之楷模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3月5日，是董必武120周年诞辰。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事业的奠基者，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他的一生，贯穿了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他的革命历程，同中国人民半个多世纪的屈辱史、抗争史和对真理的探索历史紧紧相联，同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壮大的历史紧紧相联，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历史活动紧紧相联。他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他伟大的历史功绩，他崇高的精神品质，是一部历史、人生和革命的生动教科书，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纪念和学习。

　　一

　　董必武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执著奋斗的一生。他出生前的40多年间，在帝国主义坚船利炮胁迫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国门洞开，满目创伤。青年董必武目睹晚清政府的腐败专制、西方列强的肆意横行和劳苦大众的饥寒交迫，在革命先行者影响下，立下救国救民大志，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一条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国家而奋斗终身的道路。

　　董必武从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到从事民主革命实践活动，经历了一个学习、认识和探求的过程。1903年，他毅然抛弃封建功名，转向新学。1905年，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此后，他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先后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屡遭失败仍矢志不移，以“做的一分是一分”的坚强意志，为谋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奋斗不息。在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他迭败迭起、愈挫愈奋，表现出一个彻底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顽强战斗精神。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董必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和对俄中两国革命成败原因的比较，他深切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变。他1920年在湖北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从那时起，董必武就在漫长的革命岁月里，始终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抱定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站在斗争的最前列，直至革命取得最后胜利。1923年中共“三大”确定实行国共合作后，董必武在党的领导下，高举党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旗帜，坚持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要“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指导方针，在湖北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工农力量为主体、团结各民主阶级的广泛统一战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他受党的派遣到苏联学习。他抓紧在那里的三年多时间，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革命理论基础。1932年他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10月，他以年近半百之身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千难万险，始终保持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他更是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在党中央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原则立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实现党的工作由根据地走向全国的转变，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奉党中央之命由延安来到武汉，担负起推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发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任。从1937年9月一直到1947年3月，他在武汉、重庆、南京、上海等国民党统治中心城市，在复杂艰险的斗争环境中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所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1945年4月，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参加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参加联合国创建活动，向旅美侨胞和国际人士广泛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解放区的成绩，扩大了中国革命的影响。

　　1948年5月，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解放战争中的战略进攻经过一年英勇作战，人民革命的胜利曙光已经露出东方地平线。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统一领导华北地区的华北局，董必武担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为把华北解放区建成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巩固后方作出了突出贡献，所创造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经验，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借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

　　董必武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从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起，历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在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中，董必武建树甚多，尤其是在政权建设、法制建设、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反动统治区党的秘密工作等方面有着突出贡献。董必武是一位法学家。他不但长期从事法制建设的实际工作，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见解。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董必武生于湖北，长于湖北，几十年奋斗于湖北，荆楚大地到处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湖北的近现代历史同他的光辉一生不可分离，湖北人民为有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建党元老和开国元勋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贫苦教师家庭。他18岁考中秀才，后因不满封建官僚的腐败凶残，毅然放弃乡试机会，摆脱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羁绊。1905年，他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在湖北革命团体日知会影响下，他阅读了大量宣传反清和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消息传到黄安，他立即赶到武汉投身革命，参加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的战斗。同年底，他加入同盟会，担任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会评议员，参与领导湖北军政府的工作。在袁世凯的反动面目逐步暴露的时候，他毅然弃职，加入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加入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他奉孙中山之命回国，在武汉策划反袁起义，因叛徒告密两次被捕，出狱后继续坚持斗争。

　　1919年春夏，他旅居上海，开始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春回到湖北，在武昌创办私立武汉中学，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人才。同年秋，他同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人一道创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他和陈潭秋代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大会委托，参与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战斗口号。以后，即担任中共武汉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与其他同志一道，领导湖北地区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和其他革命活动，揭开了湖北历史的新篇章。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董必武以国民党中央联络员身份，在湖北筹建国民党临时党部。1925年7月，他主持召开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以国民党湖北省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派驻湖北负责指导党务工作。大革命中，他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身份，在发动工农群众、创办革命报刊、争取军阀部队起义、支援北伐胜利进军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参与领导的湖北农民运动，拥有二百多万农协会员，其强大革命声势和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对促进大革命在长江流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他迅速领导湖北革命群众掀起大规模的恢复党权、反对独裁的运动。可以说，大革命时期的董必武，是湖北省和武汉地区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成功运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这一革命法宝的模范领导人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董必武被迫离开湖北，转入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根据党中央指示回到武汉。他这次回湖北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恢复湖北党的组织，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筹办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以后，担任长江局委员兼民运部长。他一方面恢复或重建湖北地区各级党组织，举办干部培训班，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开展敌后武装斗争进行干部和组织准备，一方面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地方势力代表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社会影响，组织工农群众、青年学生及其他阶层民众参加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为湖北乃至华中地区抗日斗争和党的工作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全国解放后，董必武虽然肩负党和国家的领导重任，仍对湖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非常关心，对家乡人民的生活状况尤其关切。1960年我国遭遇严重经济困难，农村烧柴也成了大问题，他在报上看到某地利用沼气解决燃料问题的消息后，马上找来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谈利用沼气的设想，还给湖北红安、随县、云梦等县领导人写信，寄送有关沼气技术的书籍。1964年他在湛江看到群众种植蓖麻养蚕，马上亲自试验，成功后即买回一批蓖麻蚕种寄给湖北红安等地试养，希望他们在取得实际效果后向有条件的地方推广。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全国植树造林活动中，他更是不顾年老体弱，数次亲赴湖北考察，指导林业发展。一位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为了人民的生计，如此竭诚躬行，是十分罕见的。

　　三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这首题名《九十初度》的七律，是董必武对自己一生经历的高度概括。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董必武不但以卓越的历史功绩成为名垂青史的党之元老、国之元勋，而且以崇高的思想风范成为万众景仰的人之楷模。

　　董必武之所以能成为党之元老、国之元勋、人之楷模，是因为他具有对共产主义和人民事业忠贞不渝、矢志不移的坚定信念。在内忧外患、多灾多难的旧中国，曾涌现无数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仁人志士。历史的发展如大浪淘沙，许多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或半途而废，或改弦易辙。而董必武却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前进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始终站在历史进军的最前列。无论是在革命根据地还是在国统区，无论是革命处于高潮还是党的事业暂时遭受挫折，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身处逆境，他都立场坚定，矢志不移，为了人民解放、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忠贞和气节。我们今天纪念董必武，就是要以董必武为楷模，坚守共产主义信念，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统一起来，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向党的最终目标迈进。

　　董必武之所以能成为党之元老、国之元勋、人之楷模，是因为他具有对人民大众的深厚感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董必武中过秀才，留过洋，是同盟会的元老，又是国民党的元老，一生有着许多当官发财的机会。但他心里想的是人民大众，立志为人民大众的解放而献身，断然抛弃功名利禄，投身到人民解放事业之中。在共产党内，他从不因为是党的创始人之一和高级领导人而自视特殊，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和待遇，而总是把人民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国解放后，他功高位显，仍甘当人民公仆，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有口皆碑。我们今天纪念董必武，就是要以董必武为楷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牢记党的宗旨，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董必武之所以能成为党之元老、国之元勋、人之楷模，是因为他具有坚持原则、严于律己的高尚道德情操。董必武身上，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又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风范。他是抗击敌人的忠诚战士，又是人民的忠诚儿子。大革命时期，作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他，身兼国民党党政要职，是国民革命中心地区的风云人物。蒋介石为控制武汉，千方百计拉拢他，派专人送来亲笔信、照片、金钱，许以高官厚禄，他断然拒绝。在党内，对于任何违背党的原则、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他都不能容忍，而且自己在各方面作出表率。解放前，他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生活，用的是最便宜的礼帽、皮鞋和怀表。作为我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七名参政员之一，他把每月数百元薪金全部上交组织。全国解放后，他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不仅是勤俭节约的典范，也是遵守纪律的典范。几次出国，他都精打细算，把节省下来的外汇全部交公。他从不允许亲友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取私利，对他们提出的不当要求，总是耐心教育，予以拒绝。他一生正气，两袖清风，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真正的人民公仆。我们今天纪念董必武，就是要以董必武为楷模，坚持“两个务必”，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居安思危，谨慎施政，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使党和人民的事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董必武之所以能成为党之元老、国之元勋、人之楷模，是因为他具有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尤其是结合实践进行理论思考的求是精神。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董必武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都有自己深刻的思考，对党的理论宝库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他善于实事求是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迷信，也很少沾染外来教条主义的影响。他的思想理论和实践经验，汇合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思想体系之中，推动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我们今天纪念董必武，就是要以董必武为楷模，努力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把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使我们的各项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不断提高执政水平。

　　董必武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革命战斗的一生，是不断开拓前进的一生。他创建的辉煌业绩，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前进。我们纪念董必武诞辰120周年，缅怀他的丰功伟绩，追思他的崇高风范，就是要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经千辛万苦所开创的、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来告慰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