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在武昌县盘踞达7年之久. 他们以“证服者”自居，对“被征服”的土地和人民进行野蛮烧杀，肆意蹂躏，猖狂劫夺。与此同时，还竭立推行奴化教育和毒化政策，妄图以此摧毁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残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从而达到变“东亚共荣”为“东亚顺日”的险恶目的。

　　推行奴化教育——妄图毁我民族之精神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昌县后，在全县各乡镇驻扎“官抚班”负责推行奴化教育。一方面，

　　组织维持会，在各乡镇所在地、大街小巷及各乡村口刷反动标语，如“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滩乡串村，宣传反动口号，制造反动气氛，麻痹武昌县人民的意志。另一方面，他们还把魔爪伸向青少年，强令全县13所中心小学，一律使用日伪新编歪曲事实、充满毒素的课本，学习日本字、说日本话、唱日本歌、做日本操、跳日本舞，以日文为主科，如不及格则遭到留级处分，而汉语则无足轻重，富有爱国思想、宣传抗战的言论更是严禁提及。日本侵略军长年累月的奴化宣传和教育，严重地摧残了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曾遭受日军奴化教育的儿童已是白发斑斑的老者，提及这段屈辱痛苦的历史，他们仍然满腔愤恨，泪水潸然。

　　原湖泗中心小学六上学生夏光林说，日军占领湖泗第二年，就在湖泗桥小学强制推行奴化教育，伪维持会的走狗们一面奉命挨家挨户强迫家长送孩子上学（因怕日本人，学生多不愿上学），一面找当地的先生到学校教书。记得当时我村有一个夏先生，因不愿为日本人卖命，回家种田，维持会的人三番五次叫他回学校，都被他拒绝了。宣抚班长听说此事，怒气冲冲地带人来到他家，砸毁他家的锅、碗、盆等和所有农具（砸不坏的命人带走），家中唯一的一条耕牛也被牵走，并将夏先生毒打一顿，最后威胁说：“如果三天之内不到学校报到，全家死啦死啦！”为了躲避这场灾难，夏先生含泪带着妻儿连夜离开了家乡，漂泊在外，后来不知所终。

　　原湖泗乡六上学生鲁经斌回忆：在伪校时期，每天都有日本人来学校巡视，常说许多怪话、出些怪题，要我们答复。记得有一次那个名叫“久保田”的宣抚班长来了，走进我们教室，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出这样的一公式来——天皇+南京政府+满洲国=？，让一名姓祝的学生回答，这名学生答不上来，宣抚班长恼羞成怒，吼道：“笨蛋，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这么简单的公式都不知道”。说着，伸出右手朝这名学生的脸上狠狠打了几耳光。顿时，学生的脸肿得有近半公分厚，指痕如毒虫般爬在脸上，殷红的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宣抚班长并不善罢甘休，认为这是教训学生的好机会，于是拖着这名学生来到教室外，命他脱掉身上的衣服，站在太阳下曝晒，同时召集全校学生到操场集合，接受训话。

　　寂静的操场鸦雀无声，炎炎的烈日，似火一般烙在这位学生的身上，汗如雨淋。宣抚班长站在台上，指着被晒的学生装模作样地说道：“天皇加南京政府加满洲国就等于大东亚共荣圈，你们要记住。谁要是不好好学习，不记住，就是破坏大东亚共荣，就会像这名学生一样受到体罚。”

　　原青山区八吉乡中心小学五上学生肖振韵写道：“我在八吉乡中心小学，时常听到查学的日本人说‘大日本人是来替你们报仇的，你们原来是满洲的人，在清末的时候，被支那国合并成为那重庆的中华民国。现在我们同满洲国的兄弟们，共同来援救你们，使你们独立，使你们复活，你们还不赶快起来为自己的祖国奋斗，还等什么？”

　　日本侵略军挖空心思，胡编乱造历史，进行奴化宣传教育的罪恶用心，一开始就被善良而聪明的中国人民识破，并遭到机智、顽强的抵抗。”

　　原保福五下学生李雅文回忆说，那时我们的学校，采用两种课本，一种是部订的课本，是用来实际教学的，一种是伪编的课本，是用来应付敌人的。听说敌人来了，立刻把部订的课本收藏起来，将伪编的课本摆上案头，并故意弄些墨迹，撕些裂缝，表示经常阅读，以应付日伪突然而来的巡视和检查。因为稍有些疏忽，虽片纸只字，也会招来横祸……

　　推行毒化政策——妄图灭我民族之生存

　　自鸦片战争以来，凡侵略者所到之处，鸦片已成为他们残害、奴役中国人民的武器。日军也不例外，他们不仅在沦陷区大量倾销毒品，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摧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更有甚者，他们还强占大量肥田沃土，种植毒物，人民深受其害。下面是日军在武昌县销售和种植毒品的情形。

　　日军侵人武汉后，即唆使伪组织首先成立伪武汉戒烟局为执行毒化政策的总机关，井设土膏店联合公司，以倾销日军由东北、 华北各地运到的红土、北土、白面等毒物、伪湖北省政府于1939年11月成立后，这种残害同胞的罪行则由胡政府政务厅负责执行。1940年先后有所谓“各县禁烟禁毒暂行条例”、“各县分期禁烟暂行办法”、“各县烟民申请登记换取执照暂行办法”的实施，此种种办法由构政府组织颁行后，凡种、运、售、吸、制等行为均有法令依据，受伪政府的保护。武昌县优政府即大批领得敌人烟上、烟具在接配发到乡、保，并以保为固定配售单位，各保每月配给烟上2两5钱，价值军刚5兀。烟民则持登记执照，用粮食、柴草、苦力与之交换。同时，私立烟馆也大量设置，仅纸坊设立3所，郑家店、李家桥等也分别设有私人烟馆，烟士每两10元，井加教育费2元，且日夜开馆，随时出入。为此，很多人都倾家荡产、葬送健康，而这些烟民却被日本人称为“好人”。

　　与此同时，因日军从远方运来的烟上、白面不够烟民吸食，难以达到日军毒化目的，地县政府秉承日军意旨，领得日军大批烟苗及种植烟苗的肥料，派专人负责督促乡民普遍种植。日伪组织人员在全县各地勘查地壤，并广为宣传，决定在武昌城郊的东湖沿岸的肥沃地区、纸坊镇的三斗丘一带为首期推广种植的实验区域．1940年1月1日，伪县政府在青林寺召汗各地士绅、保长联席会议，商仪推广烟土种植、会上，为日军种烟最卖力的杨、张二人说“这次推广种烟，就平县而言，可谓自种自食利益不外流，就种户而言，则可以加倍生利。但种烟需要仔细周到，不像种谷种豆可稍有马虎。如果一齐推广，就能养成人民勤劳耕植的习惯，我们要努力奉行”；‘上峰已有规定，考果种烟成绩全凭收取烟土的多少，以每亩产一斤为标准，多奖少惩。现在，县政府已从日方领得大批烟苗及科学肥料，由各乡分发给种户，要按时种植，如有不服从命令行为的，一经查觉，即铲除青苗，没收土地，毫不客气……”自此，武昌县肥沃之上被强迫种植烟上、白面等，毒品四处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