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带给武汉的机遇，不仅是制度的创新，更是理念的创新，相对于前两批自贸区，武汉亟待突破内陆性思维”，湖北现代服务业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邢宏洋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武汉与其他自贸区共性：

用改革倒逼市场体系完善、政府职能转换

邢宏洋说，中国在全球发达地区受到不公正待遇很多，虽然我国已经过了入世辅导期，但仍有国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除了国际上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外，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确实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市场还需进一步开放，行政干预市场的事件还有许多，进一步开放的阻力和风险依然存在，因此要用改革倒逼市场体系完善。

从上海自贸区方案经验来看，对开放程度较高领域的外商投资事项，采取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对于负面清单外的事项取消了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对于负面清单内的投资事项继续执行审批制，从而形成“审批+备案”的外资准入管理模式。湖北自贸区同样承接了行政审批制度的重大改革，这是简政放权的重大突破。

武汉机遇与挑战:

是时候突破思维桎梏

邢宏洋说，相较前两批自贸区，武汉面临个性化挑战：“首批上海自贸区只有一个片区，从管理方面来看，整个行政体系更高效，另外上海货物通关也更为便利，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一次检验检疫一次通关，但湖北没有直接对外的交通口岸，实现起来困难较大；第二批自贸区中，广东福建主要对标海峡两岸，主打粤港澳合作，存在粤港澳经济融合的战略，而湖北没有这样的‘外部’力量推动”。

“挑战即是机遇”，邢宏洋说，湖北武汉并非没有禀赋，正好借自贸区机遇扬长避短，来一场“思想革命”。他认为，首先应解决人的问题。“发展高新自主产业，发挥长江经济带示范和引领作用，主要靠人才，但武汉人才政策不够细致。以与自贸区对接的智力支持为例，上海自贸区借‘旋转门’引智，许多上海学者先进理念在自贸区得以实践。‘旋转门’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机制有助于观念和专业知识在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顺畅交流。在美国智库，研究人员经常‘旋转’出去担任政府公职，同时前政府官员也会‘旋转’进来担任研究职务。武汉能否突破‘体制’内外的传统思维？”

其次，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建设科技金融特区，“武汉成为非常重要的金融后台中心，湖北金融服务业辐射很广，但武汉融资侧重于公共系统，扶植龙头企业，资源集中在他们身上，对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配置，还要打破思维壁垒，重大更要扶小，打造好的营商环境”。（记者李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