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拾穗者”和荆州文史学者一起考察荆州城墙上的襄阳文字砖 李秀桦摄

荆州城墙上的襄阳文字砖 施锦华摄

　　襄阳城在有明一代虽多次整修，留下的文字砖却寥若晨星，让民间对城墙建设的研究缺少有力物证。在与襄阳相距200多公里的荆州城墙上，却能见到打着襄阳印记的文字砖，同时，当地收藏市场上可以看到有襄阳县、枣阳县、谷城县、南漳县、光化县5个县名的城墙文字砖拓片。明朝的荆州城和襄阳城同属府治，地位相等，且江汉平原古砖厂比比皆是，为什么在荆州会出现为数不少的“襄阳制造”文字砖呢？襄阳府真为荆州供过砖吗？带着这个疑问，“拾穗者”一行人驱车前往荆州。

　　明代始出优质砖

　　纵观中国历史风景，不乏一座座由墙围起来的城。有墙才有城，城无墙，不成其为城。中国的城墙大多经历了一个从“夯土”到“包砖”的过程，这是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及火器的问世。宋代以前，土城是城墙的主要形式，到了宋代，为了加强军事防御，砖开始较普遍地用于砌墙，特别是在门墩和城墙拐角处包砌以砖。襄阳城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据《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记载，襄阳城在“宋时由原土城改为砖城，南北长约1.6公里，东西宽约1.4公里，周长约6公里”。

　　早期的砖，烧制比较粗糙，在砖上留字的现象也极为个别。自明朝开始，城砖呈现出质量好、产量高的特点，同时，详细记载有官职、姓名的文字出现在砖上，成为一大风景（也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这是由朱元璋的治国理念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

　　1357年，朱元璋经邓愈的推荐，采纳了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献策。修建城池在当时是耗资巨大的工程，仅用砖一项，就不得不向广大民间摊派。但是，分散在全国的民间作业工地，质量如何得到保证？那就必须寻找先进的管理办法，制定统一的标准，并对制作者“立字存档”，这便出现了那些有制造时间、地点，有负责制砖的官吏、百姓姓名的文字砖。清清楚楚的文字，表明生产环节已经全部责任到人。所以，在政府明显保留“事后追责”态度的压力下，洪武年间的城砖质量之好，在各个朝代的城砖中自然首屈一指。

　　珍贵的“历史资料”

　　公元1365年，朱元璋在基本荡平天下后，便派他的“铁杆兄弟”、后封卫国公的邓愈镇守襄阳。邓愈在任上，开始了庞大的复建、新建城墙工程，大致奠定了今天襄阳城的格局。除此以外，在之后的成化、弘治年间，襄阳城也多次得到修缮。屡次维修，遗留下来一批文字砖，成为襄阳城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市文史学者李治和收藏的明代文字砖多达44字，内容如下：“襄阳府襄阳县提调铺长王宗仁，典吏郑鉴，的当人韩敬、蒋文胜，总甲吴思聪，小甲李义，窑匠王敬德，人户杨大等。”官职、制造者等文化信息相当丰富，让后人知晓了当时制砖工程中的诸多参与者及各自承担的责任。

　　提调（官）：城砖文字中最显眼、使用频率最多的职务，它并不代表官职，仅表明某官员在受朝廷委派承担征调事务的一种临时身份，是专为阶段性工程建设指挥调度的官员，相当于今天某工程建设的指挥长。

　　典吏：司、道、府、厅、州、县所属吏员的通称。

　　的当人：应为具体的负责人和验收许可人，相当于现在的监工。

　　总甲：见证了明代的户籍管理制度。十户为一牌，立牌长；十牌为一甲，立甲长。

　　小甲：既是乡村城砖生产直接组织者，又是城砖任务被摊派者。

　　窑匠：又称作匠，是烧砖过程中的技术负责人。

　　人户：又称人夫，是明代里甲制中娶妻成了家的户头，是城墙建造工程中的主要劳力来源。

　　明代的文字砖不仅见证了朱元璋“高筑墙”的立国方针在军事重镇襄阳得到了落实，而且还可窥见当年的社会形态与制度，如砖中多处留下的诸如“杨大”“熊大”等，即是元末汉人极低的社会地位的见证。元朝禁止老百姓取正式名字，只让他们按排行或者父母的年龄编个号，如朱元璋本名叫朱重八，父亲叫朱五四，爷爷叫朱初一。

　　“襄阳制造”在荆州

　　由市档案局主编的《襄阳过去那些事儿》一书中收录了尚明洋的文章《一块明代文字砖透露的信息》。在文中，作者介绍该砖是从荆州城上拆下来的，“此砖证明，当时的襄阳府担负着为修荆州城墙供砖的任务。”鉴于此，我们来到了荆州。

　　张世春是荆州城墙文字砖的资深研究者，酷爱地方文化的他，寻觅城墙砖已有30余年，编著了《堤破天惊》《荆州城文字砖》等多部书籍。“这些物品上面承载着历史，记录着我们生活的变迁，很有考古价值。”他这样解读自己的癖好。

　　在张世春和荆州藏书大家刘作忠的带领下，我们登上了荆州城墙。春风中漫步，一块块城砖携带着几百年前的信息，直扑眼底。在东门北段的马道上，我们见到一块长38.5厘米、厚8厘米的城墙文字砖，铭文为“襄阳府均州郧县提调官县丞康泰监造，的当人邓俊，作匠王成、贾元忠，人户王均保，洪武十六年□月□日造”，恰是尚明洋先生撰文、现收藏在襄阳市档案馆的荆州城砖的“同款”。

　　荆州城从东门到南门，各色不同的文字砖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南门左右的两段“原版”城墙上，大量的文字砖争先恐后地向人们讲述着当年的城建故事。我们一一辨认，希望看到更多的“襄阳制造”，却一直不能如愿。张先生称十多年前拾得的襄阳造砖，已全部捐献给“城墙博物馆”，但因无人妥善管理，恐怕遗失殆尽。

　　几近失望时，在由西城墙向北城墙的拐角处，赫然发现一块长40厘米、厚11厘米的襄阳造砖。这段城墙中间是夯土，临护城河的一面是包砖。襄阳砖被砌在一个垛口处，虽然整个垛口已残破不堪，砖文却清晰可辨，像是等着被家乡人发现。我们急忙拍照，经过事后核对资料，砖文内容为：“襄阳府襄阳县提调铺长王宗仁，典吏郑鉴，的当人韩敬、蒋文胜，总甲……”这与李治和老师收藏的大致“同款”，区别仅在总甲、小甲、人户不同。

　　两块城砖，完整无缺地现身荆州城墙，之前的疑问烟消云散。看来，襄阳为荆州供过砖已是确凿无疑。至于和襄阳市内的藏砖相似，应该是在为荆州烧砖时，留下了一部分，用于襄阳城墙的修缮。

　　跨行政区域供砖，在权力范围管控严格的封建时代，非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大工程不可能实现。襄阳为荆州供砖的背景及原因大概有如下两点：一是朱元璋定都南京后，荆州成为长江沿线拱卫首都的重镇，所以，为荆州城修筑高大的城墙已是必然。二是明洪武九年（1376年），当时的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行政首长）杨璟驻守荆州，他向辖区范围内的各地摊派城砖，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这种情势下的修建已不再是荆州一府之事，而是跨区域的大工程。于是，圣旨之下，湖广范围内的各地官民纷纷动员起来，万窑起浓烟，千帆忙送砖，荆州城墙上也就出现了辰州府、长沙府、常德府制砖以及大量的“襄阳制造”。